十二年,我寫《王船山》
聶茂
編者按:今年是船山先生誕辰405周年,《中華讀書報》11月13日以近乎整版篇幅重磅推出聶茂四卷本長篇歷史小說《王船山》的創(chuàng)作談,下面將分三次推發(fā)該文的詳細內(nèi)容。
一、王船山:五百年來通天人之故者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湖南衡陽人,字而農(nóng),號姜齋,晚年隱居石船山,故后人稱之為“船山先生”。
王船山是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想大家。蘇聯(lián)學者布洛夫認為王船山是中世紀哲學發(fā)展的最高階段,是真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日本學者村瀨裕認為王船山是“明末清初哲學及學術(shù)的最高峰”。
“西方有一個黑格爾,東方有一個王船山。”一代偉人毛澤東十分敬重船山先生,有關船山先生的書籍一直是他的枕邊書,船山思想對他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特別是他的《矛盾論》《實踐論》以及《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無不閃耀著船山先生的智慧光芒。
半部近代史,一群湖南人。湖湘文化有魂,這個“魂”很大程度上就是船山思想與船山精神。湘軍的崛起,船山思想功不可沒;中國革命的成功,船山精神厥功至偉。
曾國藩不僅精讀船山書籍,還傾力校點、刻印322卷《船山遺書》,他說船山是“碩德貞隱”,贊嘆船山“寸衷之所執(zhí),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崩而不可奪!本褪切稳荽较壬J準的事,九牛拉不回,萬死亦不辭。
同樣,郭嵩燾每天必讀《船山遺書》,認為“讀船山《通鑒論》,歷代史論可以廢!彼谠缆磿航ⅰ按届簟保啻紊献嗲逋,堅持把船山先生請入孔廟中。
陶澍贊嘆:“天下士非一鄉(xiāng)之士,人倫師亦百世之師”。
王闿運獻聯(lián):“世臣喬木要千年樹,南國儒林第一人!
船山先生“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是支撐他“誓為文脈續(xù)薪火,敢與絕學爭熹微”的精神動力。
譚嗣同直言:“五百年來,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戊戌變法失敗后,他慨然道:“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
受船山精神激勵的衡陽人夏明翰留下千古絕唱:“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譚嗣同犧牲前預言:“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岳一聲雷。”“南岳雷”,指的就是船山先生。
譚嗣同有兩個得意弟子:一是楊昌濟,一是蔡鍔。
譚嗣同與蔡鍔的師生關系很容易確定。1897年,在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和湖南省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等人的支持下,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創(chuàng)辦了長沙時務學堂。是年8月28日,進行了第一次招考,錄取40名學生,年僅15歲的蔡鍔就是這批學生之一,當時他的名字叫蔡艮寅。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人都是蔡鍔的任課老師。有感于譚嗣同作為變法流血犧牲第一人,蔡艮寅改名為“鍔”,就是刀鋒的意思,他要像譚嗣同一樣,立志“流血救民”。
譚嗣同與楊昌濟的師生關系也好確定。首先,楊昌濟從英國和日本留學回國后,與曾在譚嗣同身邊工作過的人共事;其次,楊昌濟在譚嗣同組織的維新改良運動中積極參與,接受了譚嗣同的教導;第三,楊昌濟深受湖湘學派的影響,對譚嗣同推崇的康有為公羊?qū)W非常有興趣,經(jīng)常向譚嗣同討教相關問題,從生平接觸、學術(shù)淵源和思想影響上證實他們存在師承關系。
楊昌濟最得意的弟子是毛澤東。1914年,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楊昌濟是他的倫理學老師。他對毛主席的才華與潛力十分欣賞,他去北京大學任教后,毛澤東也去了北京大學,楊昌濟把李大釗、胡適等所有文化名流都介紹給他,這些稀缺的寶貴資源對毛澤東未來的人生影響深遠。楊昌濟去世前,不僅把女兒楊開慧嫁給他,還特意給好友章士釗寫信,鄭重推薦毛澤東,預言他未來必將有超凡的成就?梢哉f,楊昌濟是毛澤東的授業(yè)老師和人生導師,也是他走向中國革命的引路人。
蔡鍔最得意的弟子是朱德。朱德早年在云南陸軍講武堂求學,其時,蔡鍔是該講武堂的校長,并直接給朱德授課。朱德后來回憶說他一生有兩個老師,蔡鍔是其中之一,深刻影響了他的前半生,也是他走向中國革命的引路人。
毛澤東和朱德都是船山精神的踐行者,他們倆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zhàn),攻堅克難,合力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船山思想的追隨者
船山思想的追隨者或粉絲太多了。上面提到的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夏明翰、楊昌濟、蔡鍔等等,都是王船山的鐵桿粉絲。
章太炎評價王船山,說道:“當今之世,卓然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nóng)一家言而已矣!倍r(nóng),也就是船山先生。
梁啟超認為王船山乃“史識卓絕千古”,其書籍思想“象電氣一般把許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
王船山的“粉絲”還有陶澍、魏源、王闿運、彭玉麟、胡林翼、唐才常、黃興、蔡鍔、秋瑾、陳天華、宋教仁、孫中山、蔡元培、陳獨秀等,真是數(shù)不勝數(shù)。
而以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羅榮桓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湘籍革命家、軍事家和政治家,在建黨、建軍、建政史上創(chuàng)造了彪炳史冊的貢獻。
可以說,所有這些杰出英豪在成長和奮斗的生命征途上無不受益于船山先生的精神感召,無不浸潤著船山先生的精神洗禮,無一例外都是船山思想的踏實追隨者。特別是船山先生在鄉(xiāng)試失敗后寫下的“天下事,少年心”,其思想源流與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和毛澤東的“恰同學少年”遙相呼應,更是激勵了千千萬萬中國人在沉淪中奮起,在激流中奮進。
1959年6月27日,毛澤東回到長沙,特別接見教育家曹典球先生,并設宴款待,請程潛、周小舟、唐生智、周世釗、李淑一等人作陪。83歲的曹典球即席賦詩一首,前四句是:“船山星火昔時明,莽莽乾坤事遠征。百代王侯歸糞土,萬千窮白慶新生!币馑际敲珴蓶|主席依靠船山思想的不屈精神,千辛萬苦,安邦定國,終成偉業(y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重要講話中直接引用船山先生原文:“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名非天造,必從其實”“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等;也有在原文基礎上升華船山思想之宏大境界的,如“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等。針對王船山“以民為基”“均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民本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創(chuàng)造性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論斷。
三、從傳記到小說,前后經(jīng)歷12年
究竟是船山先生選擇了我,還是我選擇了船山先生?抑或是兩者的雙向奔赴?換言之,這跨越四百年的奇遇究竟是如何發(fā)生的?
說來真是緣分。我來自船山先生的故鄉(xiāng)衡陽,打從記事起,船山先生的名字一直在耳邊回響。這些年,教學之余,在研究和書寫船山先生方面取得一點小成績:2012年,成功申報了國家重大文化工程項目《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撰寫并出版船山先生的傳記《天地行人:王夫之傳》(作家出版社2016年)。
從2017年開始,我開始撰寫長篇歷史小說《王船山》,經(jīng)過7年多的努力,終于完成了四卷本110萬字作品。從2012年開始撰寫王夫之傳記到今年四卷本長篇小說,整整12年,期間孤苦寂寞,不堪回首,多次想要放棄。受船山先生精神的感召,我堅持下來。
為什么要這么長時間?原因在于:船山先生的書籍十分艱澀。其著作所涉獵的古代典籍眾多,某種意義上來說,讀船山先生,就是讀他之前的所有經(jīng)史子集的論著,就是讀他所讀過的書,就是讀老莊孔孟、屈子楚辭、太史公《史記》、魏晉文章、唐詩宋詞、宋代理學、司馬氏《通鑒》、明代理學等,這個體量異常龐大。以《周易》為例,上參遠古伏羲、周文王,中參諸子百家,下參歷代《易經(jīng)》解讀版本;以《春秋》為例,船山先生三本《春秋》之書,實際上是對孔孟學說以及不同時代不同人近百種《春秋》的解讀。船山先生用了近70年的時間讀盡了天下之書,我該用多少時間來閱讀呢?
在寫作前,僅僅為了弄清究竟是“理欲之辯”還是“理欲之辨”這個學術(shù)名詞,我就翻看了20余篇、10余萬字的文獻資料;而寫作王船山小說所用的其他資料完全可以用天文般數(shù)字來形容。400年前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光衣食住行這一項,就得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辨認、分析、消化和運用。
作為大眾普及性讀物的長篇小說,我不僅要建構(gòu)一個情節(jié)緊張、懸念叢生、合乎邏輯的文學世界,還要把南明的那一段血淚史和船山先生的哲學思想、詩詞歌賦和不屈精神恰到好處地融入其中。既要“出乎其外”,又要“入乎其內(nèi)”。我要閱讀他,理解他,重塑他。寫到最后,我仿佛變成了四百年前的那個老人,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完全牽著我的心。我情不自禁,多次慟哭。
四、小說《王船山》的震撼之處
在我的心目中,船山先生不僅是一名書生,也是一個戰(zhàn)士,更是一位英雄。他并非越王勾踐,臥薪嘗膽,重拾舊山河,但若有機緣,他一定可以成為岳飛,成為文天祥。小說中,我聚焦的不只是船山先生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是他的師長、親友和同樣充滿熱血的衡州學子支撐他完成為文化輸血、為文脈貫氣的家國使命。在三千多個日日夜夜里,我要做的就是:還原一頁被塵封的歷史,塑造一群被遺忘的人群,揭秘一段被遮蔽的歲月,再現(xiàn)一批被時間埋沒的靈魂。
小說扉頁有三句獻辭——獻給綿延不絕的華夏文明;獻給歷史、天空和湖湘大地;獻給淹沒在時間深處的志士仁人。這是本書的中心和主題,也是我的雄心、責任與使命。
中華文明之所以源遠流長,是因為有一大群志士仁人的堅守。面對強敵,船山先生的老師黃真川慨然道:“握筆者操刀持劍,固為其難。但國運如此,不得不從!睘榫仁臅,其全家九口無一幸存。他在絕筆書中道:“茍以一家之命易書院之長存,當無憾矣。”
另類英雄羅亦箴在給船山父子遺信中云:“自古而今,統(tǒng)天地之心者,文也;著善惡之歸者,文也;明吉兇之分者,文也;通人道之正者,文也。”
船山先生將生命分成“生活”與“活生”兩個不同的價值維度。他不僅要“生活”,更要“活生”。他要堅韌地活下去,替那些沒有活夠的人活著。他像一朵花,為了活著的生命,為了他的春天,寂靜地開放。
小說《王船山》讓我流淚的地方很多,其中有三個地方特別讓我感動——
其一,王船山對好友夏汝弼說:“吾從不認為,世上有一既成之路,曰‘報國路’!吾輩在路上,在途中,時刻為君想為國想為民想,此番所為,即為‘報國’!”王船山認為:“有心報國,處處可為!”
其二,王船山歷經(jīng)千難萬苦,忍辱負重,終于在永歷朝謀得了行人司行人、一個準八品的小官。面對好友李國相的不理解,王船山動情地說:“我輩報國,不是國好報國,國不好叛國;而是國好報國,國不好更要報國。國如父母,父母有病,兒女逃之,可否?”王船山秉持“茍利國家,不求富貴”之初心,真正做到了“位卑未敢忘憂國”。
其三,王船山心里裝著兩個中國:一個是王朝中國,一個是文化中國。王朝可以亡,但天下不會亡,文化中國不會因皇權(quán)的浮沉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文化中國的血液就是“文脈”。他決心要給文化中國注入新的血液:“誓為文脈續(xù)薪火,敢與絕學爭熹微”。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潘宗洛拜訪他,問他的書沒有刻印有何感想時,王船山擲地有聲道:“吾書兩百年后始顯!吾道五百年后大昌!”文以載道,道南正脈。這是多么的自信自強啊。
五、湖湘大地:千年芳華,弦歌不絕
在創(chuàng)作《王船山》前,一個好友向我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湖南素有南蠻之稱,偏遠之地,為什么在400百年前會出現(xiàn)王夫之這樣的世界級哲學大家?
在書中,我特地以衡州為例,借王夫之與他的大叔王廷聘和他的摯友方玄癡之討論,生動講述了湖湘大地的歷史淵源和文化流變,指出包括衡州在內(nèi)的湖湘大地是一片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文化熱土。
首先是王夫之與大叔王廷聘的討論。
王夫之向王廷聘問道:“王家先祖本為揚州高郵之人,后經(jīng)太原,轉(zhuǎn)至衡州。由武而文,何以如此?究何衡州留我,抑或我留衡州?”
王廷聘道:“衡州弦歌,千年不絕;風流文章,俯拾即是也!
王夫之笑道:“古城歷史久遠,早在夏商周時,衡州即衡湘國,春秋時被楚莊王所滅,后成楚南重鎮(zhèn)龐邑,即為衡城之雛影!
王廷聘點頭道:“衡州之‘衡’,即衡山之‘衡’。南岳衡山向陽處,放眼千年是衡州:從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在此設‘龐縣’,到秦始皇26年(前221年)設‘耒縣’,再到漢高祖五年(前202年)承秦制置‘酃縣’,及三國吳太平三年(258年)之郡府,世代皆為城邑,繼而隋唐五代,再到宋元明等,所謂衡城千年,史實歷歷,書籍充棟,毫無虛飾!
王夫之請大叔再解說一下。
王廷聘從容道:“衡城北有蒸水、東有湘水和耒水,更有湘江穿境而過。一城有水,即如文章有氣,氣韻生動,方為妙文。所謂寶地,水為基石也。桂王何以選衡州落藩為王?蓋衡州有其獨具之魅也!
“衡州不獨桂王偏愛吧!蓖醴蛑畣柕馈
“王候?qū)⑾,偏愛者眾。何也?蓋衡州實擅地利,詎夸雄麗,南北要沖,扼兩廣,鎖荊吳,北通中原,南控嶺表,西接黔滇,東聯(lián)贛閩,自古乃交通之要塞也。從秦漢時期的吳芮至百余年前,衡城共有稱王稱帝者50余位!
王夫之忽又問道:“湘楚衡城,人人謂之蠻夷之地。然歷代文人騷客皆多留墨于此,所謂千年弦歌,余音不絕,蓋因此乎?”
王廷聘答道:“所謂文人騷客,大抵皆為漂泊者、放逐者或貶謫者也。湘楚蠻狠,民風強悍,然天高皇帝遠,思想自由,少有束縛,鄉(xiāng)民樂觀,熱情有加,過者是客,可酒可宿。漂泊者、放逐者或貶謫者及其相憐者之詩友,其在京城不能說、于朝廷不能言者、處江湖不能申者,及衡即能嬉笑怒罵,宣泄情緒,大放厥詞,飲酒作樂,吟詩抒懷,煞是率真可愛也。是故張衡詠雁、劉楨頌岳、范云贈詩、少連嘆美、太白尋仙、韓愈留韻、醉翁送客、荊公當歌、東坡畫瀟等,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文人有趣、有格、有靈、有魂、有魄也。切記:文能葆氣,葆氣則體健,體健則行昌!
那次談話,在王夫之記憶深處留下極其閃亮的一筆,他不僅了解到衡城的前世今生,也了解到衡岳的天地正氣。離開前,王廷聘贈言:“人活著,不僅有志,還要有趣。不僅自己有趣,還要讓別人有趣。不僅獨處有趣,群處亦有趣。趣者,情者、愛者、光者也,有才方有趣,有志才有光。”
大叔的話,像一束強光,照得王夫之的額頭亮晶晶的,他感覺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淡泊中的熱力”和“志趣中的韌勁”。而這,恰恰是湖湘文化中“吃得苦、霸得蠻和耐得煩”的生動表現(xiàn)。
“衡州留我,我當其用;我留衡州,衡州有光。此乃‘文脈千年、弦歌不絕’之根由也!边@是王夫之對自己的期許與鞭策,也是他自覺追求“志在民、志在國,志在世界”的動力和境界之所在。
另外一次,是方玄癡向王夫之提出類似的問題,即衡州乃湘楚之地,屬“地廣人稀,飯稻羹魚”之偏隅,歷來被視為未開化之處,亦是眾多志士仁人被貶謫流放之地。例如:韓退之說“中州(郴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講的是一個“窮”字,此處的“窮”不僅是指物質(zhì)上的“窮”,更是精神上的“窮”,思想上的“窮”,文化上的“窮”。柳子厚居永州,覺當?shù)孛癖娙绨僭剑麄冎篑乓路,講粗鄙話,此即未有開蒙之證也。
方玄癡再舉一例,說唐朝詩人徐子珍為躲李林甫迫害,流浪到衡山寺廟,只能裝啞巴,做傭人。直到北海太守李邕(yōng,讀“擁”)路過,認出了他。同病相憐的李邕道:“瀟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陽”。意即整個瀟湘似寒冷幽谷,不如避難者徐子珍,因為徐子珍有文化,李邕就像見到了太陽。信末,方玄癡發(fā)問道:雖然如此,緣何湘楚有如磁石,眾多文人志士流連其間,不遷他鄉(xiāng)。何故也?
王夫之認真回了一信,他寫道:所謂衡州未開、湘楚未化,所謂蠻夷偏隅之地,實乃偏見之言、愚見之說,而眾人盲從,以訛傳訛。遙想楚人先祖,直可追溯黃帝,先祖曾率族人投周文王,始得“子”之封號,臣屬于周,屬地南方。先人信神靈,“山有山鬼,樹有樹鬼,河有河鬼,泉有泉鬼,花有花鬼”,此乃“萬物有靈”之謂也。未幾,周王室以正統(tǒng)自居,排斥楚王熊渠。熊渠血性耿直,自嘲“蠻夷”,遂“不與中國之號謚”,自立門戶,自力更生,亦自得其樂。
然湘楚大地從未與華夏文明,特別是中原文明、齊魯文明、京滬文化以及長安文化相隔斷,雖然一度處于道統(tǒng)文明的邊緣,山高皇帝遠,朝廷管不著,反而使得這里呈現(xiàn)出自由開放、包容并蓄的狀態(tài),奇人異客、俠者貶官、詩人墨客紛至沓來,各方人士過洞庭,泛湘江,上衡州,去永州,絡繹不絕。僅以詩人為例,即有張道濟去岳州、劉夢得居郎州、王少伯在龍標、柳子厚留永州、元次山寓道州,如此不勝枚舉也。這些詩人墨客,雖為仕途不順者,卻多是靈魂含香人,有經(jīng)天緯地之才,懷安邦定國之志。他們不僅留下輝煌燦爛的文脈和人格坐標,而且留下原屬地涵養(yǎng)而成的文心、志趣與價值追求,對湖湘文化的建構(gòu)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此外,與衡州相連的南岳,香火鼎盛,佛道儒釋兼融,禪宗、祭祀、福壽等各類文化盛行其中。更為甚者,不少學人結(jié)伴來到湘楚大地,或退隱著書,或結(jié)廬寄懷,筑杏壇,開學館,興書院,學人思想,潮起潮涌,薪火相傳,余音不絕。故碧泉書院、石鼓書院、岳麓書院名重一時,而朱張大家、胡氏父子、陽明先生各顯其能,各得其所,各地學子聞風而來,摩肩接踵,切磋交流,風雨激蕩,如砥如礪,由此建構(gòu)了道、學、治三者合一之儒家文化體系,使湘楚大地真正成為“道南正脈”之文化中心。蓋此種種,焉不為湘楚大地之磁石、衡州古城之魂靈乎?
六、時代需要船山精神
王船山是一所大學,一座富礦,一脈清泉,一座豐碑。他是湖湘兒女的精神領袖,是百科全書式的曠世大咖,是毛澤東眼里的“東方黑格爾”,是《習近平用典》里的“常客”。
然而,當前對船山先生的研究和宣傳,往往起于學術(shù)、止于學術(shù),囿于封閉的小圈子。對廣大青年來說,走近船山、了解船山遙不可及。
特別是青年一代,出生在和平年代,沒有經(jīng)過血與火的洗禮,面對各種社會思潮和多元價值觀的沖擊,容易缺乏定力和方向。船山精神對于當代青年來說,恰如一桿旗幟、一把利劍、一劑良藥、一團火把、一面戰(zhàn)鼓。
文脈就是血脈。這部小說是團結(jié)出版社與我共同打造的一部書。書好不好,文脈旺不旺,市場是王道。該書得到唐浩明、陳思和、王躍文和朱秀海等文壇大家傾力推薦,2024年6月下旬投入市場,立即引起社會巨大反響和強烈關注,先后入選《中華讀書報》《中國出版?zhèn)髅缴虉蟆贰吨袊侣劤霭鎻V電報》、探照燈中外好書等多個重要榜單,并先后在衡陽市圖書館、王船山故居、湖南省委大院、岳麓書院開展新書首發(fā)式、捐贈、專題講座和出版座談會等活動,央視網(wǎng)、湖南衛(wèi)視、湖南經(jīng)視和當?shù)仉娨暸_都在新聞聯(lián)播進行多次報道,湖南日報也進行整版的評論推介,“王船山火出圈”,成為現(xiàn)象級文學熱點事件。當當網(wǎng)和京東暢銷書排行榜一直名列前茅。
《王船山》受到讀者的喜愛,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為什么這樣說?一方面,社會上許多人搞不清王夫之、王守仁、王陽明和王船山是誰,不少人經(jīng)常搞混,分不清王夫之與王陽明、甚至搞不清王夫之與王船山是同一個人。同時,王夫之生平事跡平淡,沒有驚心動魄的故事,他所寫的文章也十分晦澀,即便是專業(yè)研究者都感到難以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而對于四卷本、一百多萬字的小說《王船山》,在這個碎片化的快餐文化時代,光這個圖書體量,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更何況書中還有數(shù)十萬字與四百年前后生活情境相契合的古文或準文言文,這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必定有一定的難度或挑戰(zhàn)。
另一方面,王夫之,也就是王船山,這個人物自帶流量,他本身就有大量忠實的粉絲,特別是學界、政界和商界,關注度尤其高,這是題材上的優(yōu)勢。一般人要看見之后才能相信。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而船山先生認為:相信就能看見。他相信光,所有就有光。
此外,圖書的熱銷與船山精神有關。說到底,這個時代需要船山精神。因為,船山先生是“國之大者”的信奉者,是不忘初心的踐行者。他從不改變夢想,也從不放棄信仰。學界要研究他如何治學,政界要思考他如何理政,商界要琢磨如何從他的思想中發(fā)現(xiàn)商機。而普通人想到的是,如何讓自己在平庸的生活里活出精彩、成就自我。
正如他在《船山記》中寫的那樣:“我閱過的山水成百上千,但我只能呆在船山,與石為伴,恪守忠孝義勇,直面日月星辰,悲喜自渡,哀樂獨受,一晃就是十七個寒暑,余生也會在此安魂。因此我敢說:‘這就是我的船山,我的生命,我的選擇!湃税训孛嫔显S多好地方都選定了。而我,在破敗的天空下,沒有一寸土地屬于我。但江山的美好不是靠土地的肥美來展示的,更不是靠卑賤曲己來獲得的。我找不到別的更好的地方。船山這座山,就是我的最好的江山……你有你的氣度,我有我的風度。我在自己的王國里馳騁!
由此可見,幾乎所有人都能從王船山的行為、思想、學問和追求中得到啟迪和力量。
我敢說,在衡陽,在湖南,或者說在中國,有兩座不朽的山,一座是自然之山,那就是衡山;一座是精神之山,那就是船山。人們不僅要觀賞自然之山的各類奇觀,更要領略精神之山的卓越境界。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我堅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小說《王船山》將會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喜愛;船山精神的光芒也會照亮越來越多的人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劈荊斬棘、砥礪前行!
(作者系中南大學紅色文化創(chuàng)作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篇歷史小說《王船山》作者)